中国之行印象记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爱伦堡来到了中国……

我们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多月，除了北京以外，还去过上海和杭州，到过农村，看过长城和明陵。

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奇：我第一次看到亚洲。诚然，殷勤的主人有时过于照顾我们了——他们说，那时还不安宁，到处都有翻译跟我同行。（只有一次在杭州，我用巧计骗过了他们，才得以独自在城里走走。）各种各样的招待会、宴会、会议、群众大会占去了许多时间。印象却依然很丰富。然而我不曾下过决心去写任何关于中国的东西。要想了解一个革命刚刚胜利、新旧事物互相交错的具有极为古老的文化的国家，我看到的是太少了；但要想了解我一无所知的事物，我所看到的却已经足够了，也正是这些阻止了我作出肤浅的判断。

我在这部回忆录里叙述的不是形形色色的国家，而是自己的一生。中国之行对于我是一所学校：我直到老年才开始摆脱欧洲教育的局限。如今我不怕杂乱无章地，想必还是幼稚地叙述自己的印象了——谁也不会把这些印象当作是企图给中国作画。

在我去中国之前去过的北美，后来在拉丁美洲，在印度，在日本，当然，以及在中国，都有许多东西使我惊奇。旅行者所注意的首先是他不理解的东西，我也经常如此。

第一天就有几位中国作家前来找我。他们把我叫做“爱伦堡”，我很久都没能猜到，这个令人纳闷的字眼指的是“爱连布尔格”。在中国话里几乎所有的字都由一个音节构成，人名是两个或三个字。外国人的名字可以用褒词或贬词来表现——这取决于对这个人的态度。“爱伦堡”说明了好感，意思是“爱的堡垒”。法捷耶夫在中国话里被称做法捷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曾自豪地告诉我，它的意思是“严格的法律”。欧洲语言中的某些音，例如“P”，在华语中是没有的。他们多次向我谈到著名的法国作家巴尔博，对于我不知道他而感到惊奇，直到最后我才猜到，他们说的是巴比塞。

中国的文字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要想借助于一本简明字典阅读报纸或书籍，需要认识几千个象形字。郭沫若认识一万字，他能写出所有的字来，但要读完这“所有的字”却远非所有的人所能做到。我们在上海时曾被带往一家大印刷厂。墙上有成千上万装着象形字的匣子，排字工人敏捷地在小梯子上爬上爬下，拣取所需要的象形字。一张纸印好之后，把旧字熔化，浇铸新字——把新字分别放人匣子是非常困难的。排字工人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他们比一个中等水平的读者认识的象形字要多，而认识了象形字，也就理解了概念。我感到奇怪，何以中国人不能像越南人那样改用拼音文字，或像日本人那样部分改用拼音文字。他们向我解释说，那样一来广东的居民就不能阅读北京的报纸或杂志了。茶在北方读做“茶”，在南方读做“泰”，象形字其实是同一个。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上，我好几次看见越南、中国和朝鲜的中年人交换字条——他们不能交谈。但是懂得象形字。

两周后我们出席了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的招待会。我们奉命排成队并且对我们说明：“你们要走到毛泽东同志跟前向他祝贺节日。”柳芭是这列队的排头。走进大厅，她便向坐着政府成员的主席团走去。中国人及时地阻止了她——应该走一个半圆形。

第一次宴会上我就愣住了——在3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给我们端来了各种各样的菜，不下3O种；上菜的顺序使欧洲人感到莫名其妙——端上甜菜以后，我松了一口气，断定宴会即将结束，但接着又拿来了鱼，最后还端来肉汤和干饭。中国的食品非常讲究，很难弄清你吃的是什么。有一次女作家丁玲招待我们。有一道菜我特别喜欢，便问我们吃的是什么。女主人不知道，便把厨师唤来，厨师做了一个小小的报告，可是翻译既不懂母鸡解剖学，也不知道那些农作物的俄文名称，于是这道菜对我说来依然是一个谜。

一位作家对我说，前些日子他不能跟我见面，因为他的妻子病重，三天前去世了。说这话的时候他面带笑容。我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事后我想起肖三曾告诉我说：“我们那里谈到悲哀的事情就要微笑——这就是说，听的人不必伤心了。”

1951年在中国有许多苏联专家——工程师、农艺师、医师；他们忘我地工作，态度谦虚。中国人当时珍视苏联给予他们的援助，把俄国人当作期望的客人予以接待。然而习俗上的不同即使在当时也有时影响到友谊。苏联工程师开始为一个新建的工厂安装设备，车床是根据比中国人高一些的俄国人的身材设计的。工程师们说，这事不难解决——他们要在车床前搭一个木台。中国人微笑起来，但后来宣称，车床将由他们自己安装。他们做了一桩非常吃力的工作——把机器埋进地里。显然，在木台上工作对于他们是一桩可耻的事。在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想：有多少争执与不和是从偶然的事情中产生的，是由于那些具有相同的感受、体验和想法的人们习惯了用不同的方式表达感情、习惯了一连串不同的形式而产生的。

授奖仪式结束后，北京的京剧演员表演了几个节目。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音乐，它使我惊讶，演员的表演手法和剧目的内容也使人惊奇。我同中国的部长们并排而坐，他们欣赏着演技、领略着舞台上表现的故事。后来我数次去北京和上海的剧院看戏，开始懂得了中国戏的魅力。而我第一次看见梅兰芳时已60岁。这位著名的演员扮演一个怀春的少女，他的儿子扮演女仆：所有的演员都是男子。在上海的一出歌剧里演出的却只有女人，她们扮演统帅和长着大胡子的官员。中国戏的程式之所以使我惊奇，是因为我不了解它们。后来有人向我解释，如果演员在头上颤动双手——这表示他感到害怕；统帅背上的小旗表明他统率多少军队；如果他做一个喝茶的样子，表示他开始同对手谈判；红脸表示正派人物，而白脸则表示他不正直等等。每一个中国人，甚至是文盲，都认识戏剧的象形字。

费德林帮了我很多忙——他当时是我国使馆的参赞。他懂汉语，懂得旧的和新的文学，他的讲述常常打开了我的眼界。

中国的诗人们告诉我，诗不能听，必须读，象形字能产生形象。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一度写过“书法诗”：一首诗就是一个酒杯，一个十字架，一座宝塔；他只有很贫乏的材料——一张拉丁字母表，而他却力求做到中国诗人们所说的事情。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赠给我一首诗。我把那些写得很漂亮的象形字欣赏了很久。我以为作者是位诗人，不料他却是人民银行的经理。他解释道，他是个已过中年的人，而在旧时代所有的人都得掌握作诗的技巧。他的诗就内容而言是传统的程式化的，但我觉得它的外观却比20世纪的一位最大的诗人的“书法诗”所具有的表达力要强得多。显然，技巧是同时代有联系的。丘特切夫对于我来说是个伟大的诗人，但他用法文写的那些诗却是任何一个法国大学生也写得出来的。

我看到中国时人民共和国才只有两岁。上海还有人力车，时髦女郎穿着巴黎的连衫裙在游逛，老头子还没有抛弃传统的长袍。而在北京，男男女女全都穿着同样的蓝色服装——短上衣，裤子。许多人用白布带遮住口鼻——这是那些想避免吸入从戈壁沙漠上刮来的微细沙土的日本人带来的风气。到处都有人兜售博物馆的古董、糖果、丝绸、人参。

人民的守纪律精神使我吃惊。年轻的中国人都购置了自来水笔。每当我去参加会议或群众大会时，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专心地听着、记着。我不得不作了好几次演说，有时我开玩笑（我怕听众疲劳），他们就把笑话也记下来。中国人的报告会各地都很长——四五个钟头。（对于欧洲人说来，戏剧演出也过长，有时一出戏要演两个晚上——把故事的始末源源本本地交代清楚。）

在学校旁的花园里，在农村里的树下，在木棚子里，我都看见过一些二三十人的小型集会，会上也是边听边记。翻译对我解释说：“这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集会的内容则未必是传统的：人们讨论的是一个大学生隐瞒了自己的社会出身，一个未婚的女工有了孕。一个钳工到车间去得迟了，但形式却是中国式的——一个人作着冗长的检讨，其余的人边听边记。

在景色如画的杭州市郊，我看到了12世纪的名将岳飞的陵墓。他打退了女真族的袭击，后来被召回京都杭州处了死刑。在他的墓旁跪着一个出卖了这位英雄的铜人和他的妻子。学校的参观团仔细观看着名胜古迹。一个少年向叛徒的脸上啐了一口，他的同学们立刻群起效仿。带我们去看统帅之墓的那个中国人不很熟悉古代历史，他不知道他所说的女真是什么人，但他赞许小学生们的举动，并补充道：“他在810年前背叛了……”我有机会碰到的中国人都很注意日期、周年，而在论证什么事情的时候则说“第五点”、“第六点”、“第七点”……

在中国，佛教以及其他宗教只有很有限的作用。我走进佛塔，那里有肥胖的镀金佛像在闪闪发光，但在四周跑来跑去兜售一种小纸片的却根本不是肥胖的和尚。信徒们喝着茶，有的在睡觉。简单的儒家道德占据了宗教的地位：为人要正直，要尊敬长官并敬重祖先。但是乡间没有公墓，于是拥有类似郊区的小花园那样一小块田地的农民，就必须在那里为祖先的坟墓腾出一块地方。

在离北京不远的一个农村里，有人告诉我说，有个无地的农民不知该把父亲埋在何处。他跪着恳求地主允许把父亲埋在地主的地上。地主提出条件：不幸的人要为这个坟墓干多少个月的活。

人民共和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当然，在地主当中有些人很富有，但是我去过几个地主的家，同它们相比，一个中等水平的丹麦农民的家也应该称之为皇宫了。